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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里的街市是夜晚岛上除了加油站外唯一一处灯火通明的地方，离客栈有几百米。
顺着海湾走过去，潮正渐渐地退了，露出白色的沙滩和搁浅在滩上的小船；有小孩叫闹着跑，嘴里含着饭，左手拿着大海碗，右手抓着筷子，后面跟着伸出舌头的狗；大人在门口；屋内开始播央视的新闻。
集市上聚了好几家饭店。对海的其中一家，店面很小，装着两条肥腻的日光灯，和一台同样肥腻的吊扇；靠里的角落高高地堆放着水壶和腌坛；墙上有2005年的挂历和明星贴画，画里，还是正当妙龄的李嘉欣，有点可爱的婴儿肥，对着镜头巧笑。平常，就算是到了晚饭时间，这家店里客人还是不多，吊扇很响，象直升机似的轰鸣，于是日光灯就跟着吱吱地微闪。
我生性懒散，第一餐在那里吃了，就省得找来找去，以后的几顿，都是在那间有着轰鸣声的寂静小店里解决。 那天晚上进去的时候，店里仅有的三张圆桌，异乎寻常地坐满了两桌。我只好独自坐了最靠里的一桌。刚点了菜，就看见那个女孩进来了，很显然也是独自一人。她打量了一下店里，就径直走到我那一桌，在斜对面坐下来。
我含着筷子在玩手机，她似乎在沉思，怀着心事，直到店家把一盆芥菜车螺汤端到她面前，才不安地动了一下。
我在对面啃着筷子看她——我点了这个汤，不知道她是否点了，还只是店家给错了人——过了一分钟，她还是不动，只是不时瞄我一眼，于是我只好开口：
“对不起，你点了这汤么？”
她如释重负：
“不是我的。”
“OK，那就是我的。”
我把汤端到自己面前，犹豫了一下，走到消毒柜前拿了两个碗，回头看她：
“你也喝吧，我一个人喝不了这许多。”
“我不喝。”
她给了我一个很真切的笑容。 她不是个很漂亮的女孩，但肤色很白，有着一头染成褐色的丰厚的卷发，和一双眼线斜斜上插入鬓角的眼睛。讲一口很蹩脚的普通话，常常讲着讲着就要考虑一下，下面一个词普通话应该如何说，或者间或蹦出一两个粤语感叹。
她告诉我这里的渔民跟本不会做海鲜——白灼，就真的用白水过一下。也不跟料碟，更不配白葡萄酒。
“但是，他们真是渔民啊，也不是什么酒楼的大厨。”
她偏着脑袋可爱地思考了一下，故意敛起容，说：
“我只想到喜来登酒店去，没想来到这里。”
…… 之后，也不知道怎样开始的，很长很长的谈话——几乎都是她在说。因为普通话的关系，那场交谈变得有点艰难：她总是说到一半，停下来，眨着眼睛看着我，嗫嚅着。于是，我就得耐心地等着她组织起要表达的词，并犹豫不决地说出来，谈话才继续下去。
在她又一次停下来的时候，我跟她说：
“你讲白话吧，我能听得懂。”
“我——可能——要躲在国语后面才可以说的。” 于是，她仍旧是讲普通话，只是不会表达的，就停下来问我：
“士多啤梨点讲啊？”
“观世音点讲啊？”
“不知所为点讲啊？”
“痛到入个心点讲啊？”
……
“痛彻心肺。”我回答。 这其实是我的旅途中一个平凡的邂逅。况且，她说，在告诉我她的事以后，我就可以把她说的都忘掉了，该她担的，仍是她担，谁也不能分担半毫；该是她痛彻心肺的，仍是要痛，也不会因此就不痛；等时间流过或埋没，也是她等。一个人要改变，或者不变，都是一样的难。
…… 是我先离开小店的。付了帐，我站起来，她就抬脸看我，说：
“多谢你陪我说话。” 第二天早上在芝麻滩还见过她一次。
我到的时候，远远看见她在滩上捡海潮冲上岸的贝壳。穿着红底大花的波斯裤子，头上包着一条蓝色的头巾。我向她那边走过去时，她直起腰，并也看见了我。阳光很明亮，她眯着眼睛。海风把她的衣服吹得紧贴在身体的一侧，那些丰富的，褐色的卷发，水草一样附在她的颊上，颈间和胸前。
她等着我走近，渐渐地展开眉，柔和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低下头，和我擦身而过。我们谁也没有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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