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到银川，来到古时的塞外疆场，觉得有些陌生和新奇。当地朋友推荐说，到了银川一定要去看西夏王陵，领略一个历史王国曾经的辉煌。
对于西夏，我了解甚少，既不知它来源，也不知道它的兴衰，只知当年成吉思汗灭西夏屠城的故事。但是这个王朝与其民族的崛起和神秘消亡，乃至形成文化断代，无疑像古埃及一样，有着巨大的吸引力。
西夏王陵是西夏王朝的皇家陵园，是今天可以感受到西夏盛世的遗迹。王陵坐落于宁夏银川市西郊35公里处的贺兰山东麓中段，在大约50平方公里范围内，有序排列着九座帝王陵，星罗棋布200多座陪葬陵，规模宏大壮观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，有“东方金字塔”之称。
略知王陵一二之后，唤起前去探询的好奇，急切中甚至有些按奈不住。下午忙完公务，从市中心的桃园宾馆出来，迎着西斜的阳光，乘车赶往西部的贺兰山。
贺兰山，对于西北人来说，可能就是个山名，而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人来说，这个词所承载的，远不止是地域的标志，包含着更多的沧桑。 “贺兰山下阵如云，羽檄交驰日夕闻。” （王维【唐】《老将行》）、“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” （岳飞【宋】《满江红》）、“九月西风寒草残，胡沙黯黯点征鞍。一声羌笛吹关柳，万卒雕戈拥贺兰。”(张居正【明】《塞下曲》)。贺兰山，这三个字里透出来的，是沙场秋点兵和铁血英雄的壮怀激烈。这个历史的疆场要塞，曾是多少征夫建功立业的梦想。
如今的银川已经非同旧时，展现了新的风貌。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，都修筑了宽敞的大路，内外交通便畅，即便是翻山越岭也不再有多少障碍。沿城市中心敞亮的北京路一直向西，穿越过西部新城区，便来到贺兰山下。
远远望去，贺兰山没有多少草木的葱绿，一片荒野山峦景色。黑色的山梁在西下的阳光里，如道道迎面压过来的斧刃，让人感到寒凉和畏惧。放眼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，一望无际，连绵不尽，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，而西夏王陵就坐落在山麓的旷野之中。
来到陵园，远远就看到巨大的红色门楼。两个高大的基座上，各矗立着一个四角飞檐亭楼，庄重稳健，气宇恢弘。高大的红色梯形基座上，用西夏文字书写这四个两米见方的大字：大白高国。进到陵园，是长长的一条沥青路，通向幽幽墓地的深处。
西夏王陵有九座帝陵，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号陵墓。由于年久失传，眼下已经无法确切地分辨每个陵墓的主人。当今考古学家按照宋陵“左昭右穆”的排列方法，推断三号墓是西夏王国开国皇帝李元昊的陵。当下我们来到的向公众开放的这座王陵，就是三号陵。
李元昊（公元1004-1048），党项族的首领，他继承祖辈开创的基业，推进本民族的封建化，是西夏国奠基者和建立者。公元1032年，28岁即位首领后，他首先去掉唐、宋朝赐与祖辈的李、赵姓氏，号“嵬名氏”，自称“吾祖”；不畏宋朝压力，放弃宋的年号而自己设立年号。后又下秃发令，恢复故俗；升兴州（银川）为兴庆府，确立都城；立文武二班，定兵制，立军名；新制文字，改定礼乐等，用了六年的时间为称帝立国做了最后准备。1038年11月，在都城兴庆府筑台受册，即皇帝位，国号大夏。时年34岁。此后，他发动了一系列夏宋战争和辽夏战争，相继取得了胜利，确立了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势。然而皇室内部的斗争也不断加剧，王权与贵族的矛盾进一步加深，加上日益骄淫，1048年元宵节，终于因贪好女色遇刺身亡。
买一张门票，来到圆内，立刻有工作人员来招呼。原来，为了防止陵墓受到汽车尾气和烟尘的损害，陵园已经专门配备了电瓶车。排队上车，行驶大大约不到1公里的样子，便来到了通往墓地的石板路。站在这石板路上，视野已经相当开阔，向北放眼可望见土色的残垣陵城和孤零的陵塔，矗立在广袤的荒漠山麓，在贺兰山峰的映衬下，死一般寂静。只有天空掠过的干风，四周零散的草木，天空光影的寒凉，好像在为这个帝王默默哀悼。
沿宽阔的石板路前行，可以看到两边各有巨大的土堆，这是王陵的阙台和碑厅的遗迹。大约有百米左右，就来到一处土台子，像是一道城门的遗迹。这就是西夏王李元昊的陵城。据介绍说，整个陵墓坐北朝南，呈“凸”型，前面为月城，就是陵城前的小城，后是内城。我们所到的地方是月城的城门。高高的城墙现已坍塌，剩下的残垣断壁，已看不到当年威仪。有介绍说，墙垣为夯土版筑，墙基宽2.5米，墙面敷红墙皮。南墙中间有乌头门，城中有御道，两侧各设置两排石像生，也就是石刻雕像，排列于月城东西两侧的砖包基台上。从出土的石人、石象等残块看，既有陪伴皇帝的文臣武将，也有麒麟白象等瑞兽。
沿中轴线进门深50米，就是安葬着帝王陵墓的内城南门，由此可以看到内城的全貌。当年的内城仍可以看出大体眉目来。整个内城呈长方型，南北长180米，东西宽160米。在东南西北各设一门。此时已经看不见连贯的城墙了，城的四角矗立着四个锥型的土堆，是内城的阙楼。陵城内建有献殿，墓道和陵塔等建筑，陵墓则在陵塔前方的地下。
抬步踏上一处高高的门台，也就是陵城的南门。为了保护陵城，游人经过的城门，已经铺设了木制的台板。从遗存的基础看，城门由门道和两侧门阙组成。门道是五开间两进深殿堂；两侧门阙是两个三层高台式塔型建筑，不过这些已是猜想了。
内城里的献殿已经坍塌了，只留下一个土基，在沙石和荒草中，呈八角型，台面为方砖。献殿之后是的墓道入口。墓道曾经被发掘过，而今被掩盖着，只透着一个两三米长的狭小入口，用挡板掩着，望里看去黑黝黝不见光影。据考察，墓道前窄后宽，长46米，坡度24度，有阶梯的遗迹。
再往前就是巨大的陵塔了。这个历史的见证人，在近千年的岁月里，寂寞风雨中，倾听过多少风沙呼号，守望多少星月沉寂，最终在寂寥荒芜中风蚀坍塌了。如今看去已是千疮百孔，满目创痍，岁月的摧残已使凝重的陵塔布满沧桑。陵塔在干枯之中，彰显着荒野的狰狞，沙尘的沉涩。据说陵塔原为木筑密檐塔，塔身为黄土夯筑，其外型为木构建筑支撑七级浮屠，带有浓重的佛教的宗教信仰色彩。至于陵塔原来有多高，什么样子，现已经无法认定了，现存高度是24米，直径38米。
脚下所站的地方，就是开国帝王李元昊的帝王陵了。站在帝陵前，感觉有些茫然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每个开国皇帝都好像有令人耳熟能详的创业故事，有着曾经的伟业，而李元昊在我记忆里却像个空白，让我不由得沿着历史的台阶，去探索西夏王国的起源，解答心目中一个未解的迷。
探询西夏王国的兴衰，就不能不追寻西夏王族拓跋氏家族的崛起，而研究拓跋氏家族就要了解党项族的发展过程。他们如何从中国西南迁移到西北，拓跋家族为什么姓李，他们如何成为强大王国，并且维持的时间比北宋还要久。
西夏（公元1038—1227）是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民族国家政权。党项族是古代广布于西北地区的羌族中较晚起的一支，到南北朝末已形成规模。隋末唐初，他们的活动范围已是“东距松州，西叶护，南春桑、迷桑等羌，北吐谷浑”，即四川、西藏、青海交界一带。当时党项族有八个各自独立的部落，其中拓跋氏最为强盛，起着领导党项族的作用。唐朝之初，受强大吐蕃武力威胁，党项族经唐朝许可逐渐迁徒到陇东、陕北一带。居住在庆州一带的叫东山部落；居住在夏州一带的叫平夏部落。唐未，平夏部落受唐调遣，参加了对黄巢农民起义军的镇压，因作战有功，其酋长拓跋思恭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，赐给李姓，爵号夏国公。从此以后，夏州拓跋氏改称李氏，统辖夏、绥、银、宥四州之地，成为藩镇割据势力。
唐朝时，党项族都依附了唐政权，随着唐朝的兴盛而兴起，借晚期战乱而强大，逐步自己的地位，虽未称帝，也霸居一方。到五代十国，已经更名为李氏的拓跋氏族，利用后梁唐晋汉周各朝代之争和各派别之间的矛盾，乘机壮大力量，巩固扩大领地，有了相当雄厚的实力。
到宋代，则是西夏国立国强国的时期。宋太祖、太宗时代，党项族畏惧朝廷的权利强硬，经济强大，不正面发生冲突，只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，采取了联辽反宋的策略，从中周旋，在经济上大得利益。到真宗时期，党项首领李继迁乘朝廷的软弱，开始发威，逼宋立夏。公元1021年，李继迁攻占西北边塞重镇灵州（今宁夏灵武西南），改为西平府，作为自己的都城，为西夏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。朝廷对此无可奈何，只得任其行事。李继迁之后，经儿子李德明一代发展，再到孙子李元昊时，党项贵族看天下大事已定，迫切要求在政治、经济上统一，建立自己的政权。在长期准备的基础上，公元1038年，李元昊正式称帝，国号大夏，定都兴庆府（今宁夏银川市），建立了以党项族为主体，包括汉、回鹘等民族在内的封建国家政权，土地面积约83万平方公里，人口250万人。因大夏国地处疆域西北，故史称西夏。
从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称帝到末帝1227年亡国，西夏共传10代帝王，存在了190年。期间先与北宋、辽鼎足而立（公元1038—1139年），后与南宋、金鼎立（公元1140—1227年）。如果从“虽未称国而王其土”的拓跋恭所建立的夏州政权算起（公元881年），西夏历时比同期的宋、辽、金更为长久。疆域上西夏境土之大，“东尽黄河，西界玉门，南接萧关，北控大漠”，即有今宁夏全部，甘肃大部，陕西北部，青海、内蒙古部分地区。
一个少数民族，为什么能在几百年中从原始社会形态崛起，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王国。能创造这个奇迹的灵魂是什么？党项族在迁徒之前，完全靠畜牧和狩猎为生，“不知稼樯，土无五谷”、“无文字，候草木记岁”，处于原始社会状态。但是这个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，吸取汉族文明，效仿唐宋制度，加之与辽、金军事上冲突，文化上的渗透，加快了党项族文明步伐。拓跋人变革党项族的传统，建立先进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军事战略体系，完成了封建化改造，为建立王朝奠定了文化基础。而其发展策略更灵活，他们借助唐朝的兴盛而兴盛，借势发展而逐步兴旺起来。如果没有盛唐时积累经济和军事势力，党项族也不会有建国的前提。如果没有借鉴唐宋文明，在文字、宗教、货币、礼仪、科举、法律方面有所创建，西夏王朝也不会维持这样这样长久。党项族借鉴汉文化的胆略让人敬佩不已。他们用法律巩固了封建土地所有制；改革地租和赋税制度；发展教育，实行科举；推崇儒术，以科举取仕；改革礼乐和法律，推行直言、节俭等，生产力获得大力发展。特别是西夏文字，运用汉字的元素和造字原理，保持汉字结构，形成了自己的文字体系，无疑是史无前例的创造。这种敢于学习借鉴先进文明成果为我所用、并敢于创新的精神，正是西夏王国兴旺强大的灵魂所在。
但是，党项族在借鉴汉族文化发展自己的过程中，没有实现大的超越。唐宋朝代统治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，在党项族统治时也未能避免。如母党专权，频繁战争，贪图安逸，日益腐败堕落。从第四代皇朝开始，放弃了先辈进取的传统，重文轻武，片面推崇儒术，使西夏社会由盛转衰，虽然到第五代仁宗帝时曾出现盛世景象，但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。到第七代皇帝时，蒙古族兴起并且日益强大，来自蒙古的严重威胁和大肆侵略也加速了西夏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。晚期最大的失误是，本应联金、宋共同抗蒙，当政却坚持附蒙抗金，造成社会经济凋蔽，阶级矛盾激化，到头来蒙古还是反目为仇。
1226年起，成吉思汗率兵向西夏动用武力，六次出征西夏，先后破黑水城、瓜州、沙州、肃州、甘州和西凉府。每攻破一处，烧杀抢掠，白骨遍野。这时候的西夏已经弱不禁风，无法抗御蒙古军。1227年，成吉思汗取积石州，期间得了重病，他立下遗嘱：死后暂秘不发丧，夏主献城投降时，将他与中兴府内所有兵民全部杀掉。西夏末主见大势已去，献城出降，被杀。据说，蒙古军进入西夏都城，党项族惨遭杀害，遭灭顶之灾，大火连烧三个月，西夏遂亡。幸免于难的则流落他乡，隐姓埋名，逐渐与其他民族同化，党项族从此消失。否则，中国当今就有57个民族了。
灭西夏后，或是出于对西夏的愤恨，蒙古自建立元朝以后，没有写详细记载西夏的专史。西夏史料逐渐失散，民族文化渐渐被湮没，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一个曾经强大的王朝，一个辉煌民族族和他们创造的文明，彻底失传了，成为历史的断档。
眼下的西夏王陵，像一个巨大的回音壁，从中可以听到历史回音。这里听到的，决不仅仅是久远的铁马兵戈，也不是大夏国的歌舞升平，更多的是历史的反思。中华民族有起有落，曾在近代被列强分割践踏。我们所思的是，怎样才能够使国家和民族强盛不衰。
西夏太祖李继迁，为了建国立业梦想曾不懈努力，他何况不想国家昌盛，经久不衰。在天之灵他知道孙子李元昊实现宏伟大业，开辟了党项族的王国，定会在黄河岸边筑高台，召集群雄痛饮，盛赞自己的后人。当他知道大夏国毁败在他荒诞后代的手里，定会愤恨不已，将那些不孝子孙一一赐死。可惜的是，太祖及后代效仿借鉴许多汉文化，但不辩真伪，把最丑陋的东西学去了，那就是封建世袭制，国家从此注定走上衰亡的路途。开国皇帝李元昊，尽管他为建国尽心尽力，但他没有定好立国典章，连自己的皇室也管理不好，终日寻欢作乐，最终被杀，不知他临终是否会醒悟而悔恨。或许他知道，封建皇室永远是消耗英雄进取心、葬送江山的坟场，但是他找不到真正的出路，明知是一条死路，也只得走下去。世界就是这样，开国帝王都将开创的基业让后代继承下去，万古长存，但是事与愿违 ，所有以封建家族为中心的强权都将被历史所淘汰。
今天考察历史，不能站在某一个角度，或从某个民族出发，而是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考察。换一个角度讲，如今汉族已不同于西汉东汉，也不同于唐宋时代，而是容入了多民族的成分。中国正是因为有了多民族，各民族和睦相处，不同文化交融和碰撞，才聚集了各民族文化之长，促进了文明进步，发展成为文明古国。凭吊西夏王朝，所感所想，就是要永远借鉴先进文明，不断创新发展，让中华民族永远昌盛。
（2006年8月30日）

(西夏王陵)